“咦~这是啥东西？”老农放下锄头，蹲下来用手扒拉了一下那个从土里冒出的“铁疙瘩”。好一会儿，也没能将它弄出来。老农只好重新拎起锄头，小心地将这个大物件挖了出来。一看，竟然是一个破烂的大铜块。

  干完农活，老农找到铜铺的老伙计，随便换了一点钱就回家了。铜铺的老板也没过多留意，随手把它扔进了一堆准备融化的破铜烂铁里。

  就这样，国宝毛公鼎一出土就被当成了破铜烂铁，还差点被夭折。那它究竟是如何逃离的铜铺？又是如何成为了台北博物馆的三大镇馆宝物之一的呢？

  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北京故宫、南京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内的精品文物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避免战火的威胁。

  国民政府觉得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安全，犹豫良久后，决定将文物全部搬运到台湾。

  尽管当时有很多反对之声，但文物迁台的文件还是下达了。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人秘密召开会议，

  这些文物被单位内有经验的老技工进行打包，以保证它们不会因为意外而损失。随后，由各单位的专家进行护送，以保证文物进入台湾后能获得妥当地保存。

  专家们想着待大陆安全时，将文物送回各处，不曾想，这一去竟是一生再没能回到家乡。

  国宝毛公鼎就是在这时被送去了台湾，成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大镇馆之宝之一。然而，根据上海档案馆内一份有关毛公鼎的档案显示，它原本有机会留在上海教育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抗战胜利后，毛公鼎没有被日本人偷运出国，而是被人在上海秘藏的消息忽然传开，学术界对此十分关注。

  在上海收藏界多方打听之后，他查到毛公鼎已经被“上海敌伪物资管委会”保管。

  1941年12月，香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沦陷。当时带着毛公鼎在香港避难的叶恭绰为保护国宝安全，委托他的一位德国籍朋友把毛公鼎护送到了上海。

  当时，叶恭绰由于拒绝出任伪交通部长，拒绝替日本人做事而长期被日本人监视。叶恭绰返回上海后，这样的一种情况并没有好转，他只得称病闭门不出。

  家中积蓄很快消耗殆尽，迫无无奈他只好将家中的收藏变卖。毛公鼎也难道被抵押到银行的命运。

  上海一个名叫陈咏仁的巨商得知情况后，找到叶恭绰表明了他愿意出300两黄金赎出毛公鼎。

  叶恭绰表示，毛公鼎可以转让给他，但他必须同意在抗战胜利后将毛公鼎上交给国家。

  当时日军节节败退，抗战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倘若陈咏仁线两黄金买到的毛公鼎贡献给国家，那他自然是心有大义的人。

  原来，陈咏仁是江苏无锡某铁工厂的老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被利益熏了眼，猪油蒙了心，丝毫不顾民族大义，做日本军部的生意。

  他喜欢收集古董珍玩，听闻毛公鼎的价值之后，就有了私藏的心思，同意陈咏仁捐献给国家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

  社会上响起来严厉惩处汉奸的声音，陈咏仁为了可以躲过一劫，这才将毛公鼎捐献给国家，

  对此，另一文献《毛公鼎，国之重器的辗转路》中表示：陈咏仁为了赎罪，请叶恭绰等人联名致函政府捐献国宝。但信发出去后，就有新闻记者前来采访，这时他曾为日本人做事是汉奸的事也流传在社会上。

  这一版本的后续说，陈咏仁逃跑后，军统接收了他的房产作为上海办事处。军统局局长戴笠为了可以获得毛公鼎，曾将上海所有的古董商传讯到了办事处，威胁他们倘若不如实交代毛公鼎的下落，那就对他们不够客气。

  不论那个版本，都显示毛公鼎就在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所以徐伯璞便多次前去探寻，但总是不得实情。

  最终，徐伯璞只好第三次写好呈文，请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杭立武下拨令文后，再次前去上海敌伪物资管委会内索要毛公鼎。

  起初，时任上海敌伪物资管委会主任的郭太祺并不配合，直到徐森玉（鸿宝）出面恳谈后，徐伯璞才拿到了毛公鼎。

  1946年7月上旬左右，他把毛公鼎小心带回了南京，上交给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收藏。

  同年10月，为庆祝蒋介石60大寿，毛公鼎还曾被展览了一个月。1948年，被国民政府送去了台湾。

  就在徐伯璞费劲心力追踪毛公鼎的同期，上海市教育局也组建了专门的委员会调查毛公鼎的下落。可惜，他们的行动最终晚了徐伯璞一步，否则，毛公鼎可能此时正安放再上海博物馆里也未可知。

  从徐伯璞追查毛公鼎的经历来看，毛公鼎可成为国家宝物可谓是历经波折。但这对于毛公鼎“艰辛”的过往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现人把它当成了烂铜卖给了铜铺，就在铜铺内准备融化的时候，古董商苏亿年恰好在那里“淘金”，发现了毛公鼎。

  现者是董家村村民董春生，他当时在地里劳作，意外挖出了毛公鼎。由于当地经常有村民挖出古董宝物，所以他第一时间联系了古董商想要换取一些白银。

  但同村的董治官认为，毛公鼎是在两家地中间挖出来的，卖的钱要分一半给他。董春生不同意，所以买卖一直拖着没成。

  古董商见状，便同知县联手，想办法买走了毛公鼎。后来几经辗转，毛公鼎于咸丰二年时到了苏亿年的手中。

  不管上面两种说法哪个才是真实的，唯一能明确的是，古董商苏亿年得到了毛公鼎。

  为了将毛公鼎卖出一个好的价钱，苏亿年一回到京城就找上了痴迷于收藏古董的陈介祺。陈介祺见到毛公鼎时，立刻被它所吸引。这鼎高54厘米，口径47厘米，腹深27.2厘米，重34.5千克。下有三足鼎立，上有两个直耳，且在口沿装饰有重环纹。

  然而，毛公鼎浑厚凝重的造型，简洁的纹饰还不是它最珍贵的地方。在鼎的内壁上，竟铸有密密麻麻的篆书文字497个

  （现存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铭文，说它一字千金也不为过）。陈介祺爱不释手，竟拿出他三年的俸禄从苏亿年手中购得。

  仅请陈畯帮他将鼎内的文字拓了下来，用于考释。有知情好友想要观赏一下毛公鼎，陈介祺也都是婉言拒绝。可以说，毛公鼎在陈介祺收藏的几十年间，几乎不曾示人。

  在陈介祺去世之后，毛公鼎作为遗产的一部分留给了次子陈厚滋，他谨遵父亲的教诲，对家中有毛公鼎一事绝口不提。但陈厚滋的次子陈陔接管毛公鼎后，在一次“好友密谈”中将家中有毛公鼎一事说给了陈芙珩。

  陈芙珩见状，便游说陈陔以白银万两卖给端方。但陈陔经营这钱庄和药铺，手上并不缺钱，所以也就不为所动。

  所以陈芙珩和端方商议后，决定给陈陔一个湖北省银元局的官职，陈陔这才欣然同意变卖毛公鼎。

  只是，当他去湖北省任职时才发现，那个任命书上的章是一枚闲章，根本就没有任命效用。

  端方得到毛公鼎的第二年，奉命在四川保路运动，在路过资州地区时被起义兵杀害。端方的后人多得是纨绔子弟，一个个不堪重用，吃喝嫖赌倒是样样精通。很快，家中积蓄就挥霍完了，不得不变卖家中值钱的物件。

  民国九、十年间，毛公鼎被端方的后人以3万两白银的价格典押给了华俄道胜银行。

  典押到期之后，端方的后人没能力将毛公鼎赎回。英国记者辛普森找到端方的后人，表示愿意出价5万两白银购买。端家认为钱太少而与他僵持着。

  此事在文化界引起了轩然，认为毛公鼎内的铭文乃是无价之宝，毛公鼎堪称国宝。他们到处呼吁绝对不可以让国宝流失，否则愧对祖先和后人。

  他先后拜访了几个实业家，但他们有心无力，只能拒绝收藏该宝物。最后，因为找不到买家，叶恭绰将他收藏的一些其它文物进行了变卖，在好友郑洪年、冯恕合的帮忙下买到了毛公鼎。

  叶恭绰买下了毛公鼎后，便将他藏在了天津的一处别院中，将铭文拓下送给了亲友。

  叶恭绰的一个姨太太受情夫指使，威胁叶恭绰交出叶公鼎，否则就将叶公鼎的事情告诉日本人。

  为了确保叶公鼎不流落到日本人手中，他承诺给姨太太更多的资产，这才短暂地保护了叶公鼎的安全。

  此事之后，叶恭绰赶忙给深明大义的侄子叶公超发了电告，希望他能够前往上海保护毛公鼎。

  1939年春夏之交，叶公超赶赴上海后，从叶恭绰手中秘密接管了毛公鼎并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叶恭绰离开上海前交代他：“

  美国人和日本人出再高的价格也不得变卖，也不能让毛公鼎流失到国外。有朝一日，可以将它上交给国家。”

  苦等无果后，日本人干脆将叶公超抓进监狱内进行拷问。结果叶公超不仅忍受了严刑拷打，也忍受了日本人的诱惑，对毛公鼎的下落闭口不提。

  为了营救叶公超，其妹托专人仿造了一个假的毛公鼎。其兄长筹集了重金后，带着假毛公鼎前去保释，终于成功救出了叶公超。但日本人显然发现了毛公鼎是假的，所以派人监视叶公超长达一年之久。

  之后香港沦陷，叶恭绰托友人送毛公鼎回上海，被徐伯璞送南京后转移到台湾的事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此处不再赘诉。

  我们说过，毛公鼎的贵重并不在于它的造型，而是在于它内壁上雕刻的铭文。那这篇铭文究竟贵重在哪里呢？

  毛公鼎内的这篇铭文，共32行，497个字，是现存的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该篇铭文是毛公为了记录周宣王的告诫和赏赐而铸在鼎内的。它有完整的叙事，记载的事项十分详细，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如今，毛公鼎成为了台北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之一，常年摆放在展厅中供人观赏。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