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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1920年春夏之交，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多次召集会议，商讨建党问题。1920年8月，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国上海发起组，推选陈独秀为负责人，标志着中国第一个早期组织的诞生。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在国内、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中，中国应运而生。

  五四运动后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和一些人是支持这场运动的，但并不是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蔡和森在《中国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一文中回忆说：当时，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找过，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他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的一般新领袖对于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慢慢的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这年3月，李大钊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同年４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国（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在华期间，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然后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五四运动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在北京被军阀政府逮捕入狱；出狱后，为躲避军阀迫害，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并把《新青年》迁往上海继续出版）。经过考察，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可以组织。这对中国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十条，这中间还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陈独秀表示同意。８月，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宣言》，指出“者的目的是要按照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的内容没有向外发表，但曾以此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在中国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在上海成立的早期组织，其实就是中国的发起组织，是各地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早期组织，当时称“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它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推动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成立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然浮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早期组织。

  中国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的地方组织。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月刊，介绍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的状况等。各地早期组织成员还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如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

  上海、北京的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８月，陈望道译的《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一些早期组织还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党造就最初的骨干。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都以为，中国的主体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表示信奉英国学者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早期组织的成员指出，我们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着优势。早期组织的成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不仅如此，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认识到，中国将来实现社会主义时，必有自己的特性。李大钊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认识虽然还很粗略，但它对此后中国领导的革命运动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早期组织的成员还驳斥了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修正派学说所主张的，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当作前车之鉴”。李达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我们应当实行“马克思还原”。也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对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表明中国的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革命的方向。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广州有《劳动者》、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上海李启汉等在沪西开办的工人半日学校。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是组织工会。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最初会员有370余人；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1300余人。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有1000余工人参加庆祝，并宣布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还开始发动工人举行罢工。

  早期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相对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人讲课。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李中，“以一师范（湖南第一师范——引者注）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并帮助陈独秀等组织机器工会。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1920年８月，在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俞秀松为书记。随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青年团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这些组织后来因成分复杂、意见不统一而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了活动。

  早期组织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