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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集体记忆为核心视角,探讨其在城市更新进程中的作用与延续路径,并以常州市工人文化宫改造项目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解读。首先梳理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及其与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更新的理论关联,强调场所作为集体记忆载体和塑造者的重要性。随后,系统回顾了常州市工人文化宫及广场区域的历史变迁,分析其从辉煌到衰落的过程及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阐述其作为常州重要集体记忆场所的历史积淀与社会价值。最后,重点剖析了2020—2023年实施的改造更新项目,论证了“特定空间环境”“活动与事件”在再现、维系和强化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作用,揭示集体记忆对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实现历史与现代共生的重要价值,以期为当代中国老城厢复兴提供一种可复制的范式
引文格式:陈涛,朱彤,周锦鑫 ,等. 集体记忆在城市更新中的解读:以常州市工人文化宫为例[J]. 时代建筑,2025(3):124-129.
记忆和场所是双边关联的。记忆与历史不同,作为一种动态现象,它几乎总是与场所相关联,进而能够被创造、构建与表达。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解释历史与记忆的区别时强调了这种关系:“记忆依附于场所,而历史依附于事件。”[1]城市作为从无限空间中提取出的“场所”,集体记忆作为超越个人的,由一个群体共享的记忆形式,两者也同样在动态中建立双边关联与影响。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将城市定义为“由人们制造、改造和体验的生活系统”[2],它是由人去实现的一种时间与空间的交织。城市不仅是日常生活的核心,也是集体记忆的所在。
因此,我们大家可以认为城市赋予了物理环境人文性,同时以永恒的、集体的形态使得人文遗产物化或外化。[3]工人文化宫作为城市“有形”与“无形”、“物质”与“精神”结合中颇具代表性的场所之一,见证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荣誉和文化,承载了人民群众的美好记忆,以丰富的时间结构特性,记录历史、引发集体记忆,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
常州市文化宫建成于1957年,①它曾是仅次于百货大楼②的常州市第二大建筑,也是常州最主要的娱乐场所——这里率先开设了全市第一个舞厅、录像厅与卡拉OK厅,也是职工补习文化、文艺创作和演出的主阵地,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荣光和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图1~图4)。
20世纪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全国的工人文化宫都开始衰落。2020年7月,常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常州老城厢复兴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纲要(2020—2022年)》,展开针对老城厢③的整体复兴发展规划,常州市文化宫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23年底以崭新的形象重新开放。笔者以此次改造为案例,解读集体记忆如何在城市更新中重现与延续。
莫里斯·哈尔布瓦克斯(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记忆的社会框架》。[4]他认为,集体记忆指特定群体对其共享过去的共同记忆与叙述,其本质是社会性的。它并非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在特定的场所和语境中形成、维持与重构的。
集体记忆的社会性质揭示了它需要依赖于城市作为事件发生的舞台,一个城市本身就是它的人民的集体记忆。[5]因此,我们大家可以认为,城市是集体记忆的核心。由于城市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它的物理构成、人们对环境的感知和体验,本质上是跟着时间而变化的。[6]345这种变化通常是渐进的,维系着城市在空间、时间和社会维度上的连续性。而城市中的公共建筑,特别是具有一定地标性的场所,扮演着尤为关键的角色。相较其他的记忆载体,公共建筑的物质形态、空间氛围和使用痕迹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具象化表达,持续强化着群体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下文将以常州市工人文化宫为例,具体分析集体记忆在城市更新中的呈现与延续。
常州市工人文化宫及文化宫广场位于市中心的核心位置,老城区十字轴的焦点上。南北轴线串联青果巷、常州购物中心、文化宫广场、工人文化宫,往北延伸到常州火车站。东西轴线自天宁寺塔起始,串联图书馆、文化宫广场、前后北岸历史街区。《常州市文化宫周边地区提升规划》中将文化宫广场区域定位为城市“游憩性商业中心区(RBD)”及常州的“时代广场”。文化宫广场区域自五代罗城起,就是常州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图5)。笔者根据历史图文资料、民众口述以及设计资料,分析了常州文化宫及其广场区域的物理环境、空间特征和人文历史的变迁,并分三个时期概述其发展变化。
常州市文化宫广场区域的空间基因与其城市公共文化核心的属性,源自于千百年来运河水系和文教传统的共同滋养。
常州城因水而生,④大运河⑤使常州成为江南的交通中心、漕运咽喉和贡赋重地。[8]而 “因水聚商、因商兴文” 的格局,也为现在的文化宫及广场区域奠定了 “经济-文化” 共生的城市公共空间基因。以文庙为核心的文教空间体系,是文化宫广场区域公共文化属性的另一重要源头。宋咸淳元年(1265年),紧邻区域北侧的文庙大成殿在武进、阳湖两县学宫的基础上落成,确立了“庙学合一”⑥的空间范式。现存大成殿为同治六年(1867年)于原址重建,面阔五间,宽22.8 m,进深16 m,飞檐翘角,脊饰鳌鱼,泮池、石桥遗迹保存完好,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图6)。
民国四年(1915年),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恺乐堂在西北角落成。抗日战胜利后,曾为革命堡垒的武进县初级中学迁入,与原有的文庙共同构成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交融的独特文教景观。
20世纪50年代初,常州为了打破旧城边界、建设现代交通网络,填没后河(顾塘河)与北邗沟,建成延陵路与和平路,⑦将文化宫广场重塑为城市地理中心。与此同时,作为向苏联学习、彰显中苏友好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意识形态的重要物质载体,常州市工人文化宫项目于1956年春启动。工人文化宫这一类型学范畴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快速工业化时期,其“前身”是人民之家(narodnyy dom)。它是一种全新的建筑类型,将多个程序浓缩成一个“建筑有机体”,[9]不仅是满足工人阶级精神文化需求的设施,更是那个特定时代下政治与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经过一年的施工,文化宫于1957年的劳动节正式对外开放,当天就接待了六万余群众。
常州市工人文化宫在空间组织与立面形式上均展示出鲜明的苏式风格。文化宫主体建筑面积6 000 m2,为3层混合结构。建筑由门厅,剧场,展览一、二、三、四室及回廊等部分所组成,平面布局遵循中轴对称原则,整体呈现独特的“飞机”形。建筑立面采用苏式建筑“三段式”的结构,以简化的柱式、山花等古典元素结合五星等社会主义象征意义的元素装饰。院内保留有古建筑文庙大成殿。
文化宫自建成后一度稳居常州第二大建筑之位。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一直到世纪之交,文化宫慢慢地发展成为集文化娱乐、资格考试、理论研讨、文艺汇演、成果展览等多元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影剧院、小剧场、灯光球场、溜冰场、图书馆、展览厅、游艺厅、文化厅等功能空间每天门庭若市。
这个时期中,1980年,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剧场观众厅部分的屋盖及内部装饰翻建装修,视听功能设施得以改善。1986年,为了更好的提高全市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文化宫东北角又建起了4 362 m2的科技楼,开设业余科技学校,从各种机械工种培训班到诗词歌赋文艺班、英语班,报名盛况空前,成为满足群众旺盛求知欲的“灯塔”与“殿堂”,文化宫真正成为了职工的学校和乐园。
在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的浪潮中,文化宫也进行过一系列改扩建,一楼临街的房间全部改为商铺,服装店、眼镜店、通讯器材店,院内酒吧、沿街宾馆接连开业。
2000年之后,市政府对文化宫及广场进行了两次改造:2002年在原文化宫北立面外加建一层商铺,打破了原有的完整立面形象;2007年则对南部观影厅及办公用房实施重建,逐步扩大了经营面积。[10]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地发展,各类商业娱乐场所、培训机构迅速在全社会范围内大量涌现,文化宫的传统功能优势逐渐减弱,加之城市新中心的建设,老城厢地区的活力日趋下降。2010年以后,随着周边持续的环境改造、地铁建设的施工围挡,以及新冠疫情及自身整治等客观因素叠加,文化宫的物理环境与社会意义双重衰败——这个承载着人们珍贵记忆与互动的场所,被逐渐遗弃与侵占,沦为仅服务于无记忆属性车辆的通行通道,从曾经的“活动中心”异化为“经过之地”。曾经辉煌的工人文化宫,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鉴于此,老城厢的整治与焕新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格外的重视,《常州市文化宫周边地区提升规划》《常州老城厢复兴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纲要(2020—2022年)》等文件相继出台,文化宫的恢复重建工作由此驶入了“快车道”。
集体记忆往往通过多元关联的日常互动逐渐生成——这种联系始于人们在特定物理环境中作为使用者的身份,使用者通过共同的活动与空间产生深度互动。在“特定空间环境”中开展的“特定活动”,能有效提升体验的深度,并催生独特的集体记忆。这些非物质维度的记忆通过口头讲述、文本记录与图像传播的持续强化,进一步巩固了集体记忆的稳定性与持久性。
常州市工人文化宫项目的改造框架“以历史、人文为主线;以建筑、景观为载体;以活动、功能为内核”,在地块内系统呈现不同时代的缩影,着力打造“年代博物馆”式的空间场景,最终为城市提供更具有机性与意义感的空间体验(图7~图17)。
本次改造更新区域约34.5亩,包括常州市文化宫、辅房及周边场地,地块内总建筑面积约3万m2。整体布局上,历经多次加建,文化宫地块已从城市的重要公共空间变成封闭内向的“冷区”。东侧总工会办公建筑阻挡了和平北路一侧的视野,西侧县学街临街加建的配套用房将县学大成殿与文化宫北侧空间、科教楼一同封闭在区块内。南侧飞机楼的巨大体量和东西两侧狭窄的出入口,使地块与城市空间联系不足,人流导入性差。
建筑风貌上,宋代的文庙大成殿、20世纪50年代的苏式“飞机楼”、80年代的科教楼与2007年原址新建的大会堂及其辅楼、2010年以后陆续加建的沿街辅房及车棚,以及东侧紧邻的建设于90年代的总工会办公楼,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各异,材质、色彩、细节差别很大,北侧科教楼几经改造已面目全非。综上,改造前文化宫区域面临空间封闭割裂、风貌混杂失序、功能错位低效、安全风险隐患突出等多重挑战,亟须系统性更新。
本项目采用了“调研收集—价值评估—内容策划—确定范围—整合设计”的行动路径。拆除西侧县学路临路的配套辅房与场地内的低品质搭建,整理东西南侧与城市的连通口,主楼两侧增设开敞廊道,扩大地块内街巷尺度并在基地北侧引入一条单向车行道,将广场上的停车腾挪到北侧空地,人车分流的同时,进一步强化空间的开放度。
设计通过场地和建筑边界的打开,中心广场和内部若干小节点的空间塑造,结合地铁站对人流的牵引作用,构建起开放连续的慢行系统。通过“疏导”和“打开”的策略,将整个片区打造成充满了许多活力的“城市会客厅”。同时,作为常州老城厢复兴发展项目“一环三轴”⑧中“文化宫—南大街核心商圈轴”的关键节点,在打通文化宫地块内部空间和周边城市空间的联系后,联动了南侧常州购物中心、西侧前后北岸街区与万博时尚广场等商区。东侧常州市老图书馆和少年宫等文化载体,将老城厢的空间与记忆从“点上开花”变为“串珠成链”。
在环境与景观设计层面,以人文、生态、交融为原则,围绕“活动”和“事件”展开,分区营造差异化空间氛围。大会堂和科教楼之间整理出中央广场,大会堂辅楼新增的北入口台阶,科教楼前的平台和台阶、坡道,在解决高差的同时,成为市民的舞台和看台。中央广场可满足平日、集市、电影、表演等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旱喷的设置更增加了亲子活动的趣味。两侧廊道统合了不同高度疏散口、设备用房的雨棚和台阶,同时提供了和西侧县学组群、东侧总工会巷弄的对话关系,也成为衔接剧场内外的灰空间。分区设计不仅支撑了内部活动,其空间形态、氛围营造和开放性更直接构成了与城市对话的界面,使场所真正转化为服务于公众的活力空间,引导市民主动进入并参与其中。
集体记忆的产生和再现与形成这些记忆的事件所发生的特定功能空间与环境风貌有关。文化宫地块改造的总体设计一是对现状功能的梳理和重构,二是针对不一样时期建设的建筑进行立面修缮和改造,以寻求“历史性”和“现代性”的平衡。
文化宫会堂在现有的空间格局上,于南侧飞机楼设置了职工之家、劳模之家、职工共享空间、文化展厅和多功能教室,会堂主体以剧场和影院功能为主,北侧原用作办公和酒店的辅楼与剧场打通,改造成配套的接待、排练、化妆候场等空间,同时增设北侧门厅,完善了空间的轴线序列。科教楼重新策划了职工餐厅、培训教室、多功能厅、职工活动、运动健身及书屋、咖啡露台等功能。县学大成殿保留道德讲堂的功能,继续承载常州文教传统。文化宫地块得以回归“工人的学校和乐园”。
在建筑风貌新和旧的取舍之间,设计团队对“旧”的部分进行了修护性保护,对“新”的部分采用更“折衷”的设计语言,使建筑整体符合“文化宫殿”的调性。大会堂与2000年后新建的礼堂及辅楼改造延续苏式风格,立面在红砖为主的基础上增加了简化的山花、壁柱等元素,结合东西廊道和北侧门廊的比例和细节,呈现出对苏式风格的新诠释。对于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科教楼,在拆除了历次加建的幕墙、棚架后,露出了原本的材质和细部,通过参考图纸档案和老照片,进行原始风貌的还原和局部创新演绎。设计还原了立面屋脊、挑檐、壁柱、栏板的形式、材质和装饰构件,并增设了疏散楼梯以及无障碍设施,新增部分有节制地采用了风格协调的玻璃幕墙和金属穿孔板。
室内设计同样针对不一样年代风格进行元素提取与演绎。受限于建设时的经济水平,室内装饰的手法和效果呈现不尽如人意,复原的价值有限。因此,设计团队重新从当时的苏式建筑中提取梁、柱、廊、墙裙及水磨石等特色元素,通过藻井、半高墙裙、拱门、吊灯等构建为室内空间注入怀旧气息。设计过程中,通过与老同志的交流,得知文化宫门厅也被称为“红厅”,设计团队便以“红色幕布”为灵感,采用GRG材料模拟幕布质感,将剧场意象和时代浪漫凝结于空间(图18)。
在科教楼室内风格的塑造上,为避免产生和文化宫大会堂时代建筑风格的割裂感,设计团队将大会堂北门厅作为过渡空间,用简洁克制的表现手法,呈现“80后”的记忆空间(图19、图20)。文庙大成殿建筑群及其院落空间,则遵循文物建筑保护的有关要求,进行了加固和修缮。
类型相似的活动可以将过去发生的场景与当下联系起来。常州工人文化宫自建立以来长期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开展职工技能培训,因此本次焕新着重重塑和恢复其公益文化功能,并通过景观与环境引导“事件”发生。在改造后的运营中,分别以“剧院/影院”和“职工培训”为核心,重新组织大会堂与科教楼功能。围绕城市会客厅、文化演艺舞台、龙城职工大讲堂、民间传统文化阵地的新定位,开展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和教育培训活动。各种“0元福利”的话剧、音乐会和观影活动持续举办,“新夜校”一开班即满额,素描、烘焙、声乐、手机摄影、乱针绣等课程均一位难求。
更新后的开放空间,也成为老城厢居民活动的集聚地,并吸引着滑板客等年轻一代在文化宫打造属于自身个人的青春记忆(图21、图22)。
城市本质上是空间、时间与社会连续性的统一体。因此,城市建筑的设计需同时回应空间、时间维度,兼顾记忆传承与形式创新。若忽视记忆维度,便难以深入理解当下城市与社会环境的本质,更无法对未来发展作出合理预测与改进。[6]353在城市设计,尤其是城市更新实践中,集体记忆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对常州工人文化宫从辉煌、没落至转型为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事件空间的全过程研究,印证了空间治理(重塑连通性)、风貌调适(平衡历史层积与现代需求)、功能活化(核心记忆功能再生)与事件策划(类型化记忆活动植入)在系统性激活并强化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作用,为破解城市特色危机提供可参考的策略框架。
(图片来源:图1、图2来源于常州市工人文化宫;图3、图21、图22来源于常州市总工会、图4、图10、图12、图14、图15、图18~图20©谢东叡RUI PHOTOGRAPHY;图5改绘自参考文献[8]:100-108.;图6来源于《光绪武进阳湖县志》; 图7~图9、图11、图13、图15、图17©江苏筑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② 由常州市政府投资30万元建成,1955年5月1日正式开张,年销售额6 000万元,是常州地区最早、顶级规模的国营零售百货店,名列全国同行前列,被誉为“常州第一楼”。
③ 老城厢位于常州市中心城区,总面积约7.4 km2,北至关河路、南至老运河、西至中吴大桥、东至丽华北路,是常州地理、经济、文化、历史高度浓缩的空间。
④ 常州城源起春秋淹城,其遗址考古证实达2 700余年历史,是迄今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春秋时期的地面城池遗址。
⑤ 也称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北起通州,南迄杭州,纵连京津二市与冀鲁苏浙四省,全长3 400余华里。
⑥ “庙学合一”(孔庙和官学合一)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规制。其起源可追溯至周代“祭教合一”的传统,唐代正式形成并制度化。
⑦ 1949年后,据《常州市志》记载:“一些机关、驻军及个人自行拆城,以砖修建房屋,城砖日益散失,城墙毁损倒塌。”1951年7月,拆除东门至大南门城墙。1952年,拆除新西门至北门城墙1 500 m,城砖用于建房、修路、建下水道,城土用于填河、修路。
⑧ 老城厢“一环三轴”新格局:“老运河一关河水上环线”“青果巷一西瀛里历史文脉轴”“文化宫一南大街核心商圈轴”“天宁寺一江南商场延陵景观轴”。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