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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教学二楼自习的该校女生刘某,看到一个青年男子在教学楼内四周张望,刘某认出此人正是偷走自己手提电脑的人。原来,今年7月,刘某在该教室用手提电脑写作,但是当她出去打水回来后发现电脑不翼而飞。在保卫处的协助下,刘某在学校的监控录像中看到了当时坐在她周围的一名男子拿走了她的电脑。保卫处告诉刘某,如果该男子出现就及时与他们联系。刘某后来在同学的帮助下,曾两次在校园内跟踪该男子,但是都被他侥幸逃脱了。这次,刘某和同学一边和保卫处联系一边跟踪,当该男子走到食堂附近的报亭时,闻讯赶来的保安人员将其抓获。中国人民大学保卫处刘建国科长介绍说:“我们在录像中发现,这个姓王的男子,曾经多次在公共教学一楼和二楼盗窃过手机、手提电脑等物品,现在已经把他移交给公安机关了。据证实,此人为校外无业人员。”
12月6日,记者来到人民大学,在发生过多起盗窃案的公共教学二楼里,记者看到楼道墙壁上张贴着“小心财物被盗”的警示语,但是部分课桌上依然遗忘着课本、水杯、书包……记者询问遗忘水杯、室取的大二女生谢某,是否知道最近在该教学楼发生过盗窃案,谢某说不知道,并且和记者说,她的同学经常丢手机、水杯等物品,学校发的校园安全资料,她们不太看。
安全教育在人民大学虽然未达到“进课堂,记学分”的要求,但是保卫处给每一个学生宿舍都发了须《大学生安全手册》,新生入学的时候人手一份《安全须知》。中国人民大学保卫处处长马周年介绍说,学校经常在食堂、教室等处及时张贴“案情通报”、“安全提示”等。此外,还成立了“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学生办的《青年人大》等报刊也关注并报道校园安全方面的问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主任郭太生教授分析说:“我国的学生普遍对自己所在的环境缺乏危机判断能力,不能正确地认识评价,对危险存在侥幸心理,所以容易成为盗窃等刑事犯罪的目标。”
针对人民大学多次发生盗窃案件,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于11月中旬向该校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校加大对非本校人员的管理力度,如建立自习人员出入登记制度,在每座教学楼的传达室设立管理员,要求本校学生出示学生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并记录在案。同时为外校学生办理临时出入证,以减少社会闲散人员进入教室作案的可能;加大校内安全保卫力度;充分的发挥监控录像等高科技设备的作用;同时也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承办该建议的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刘涛说:“同一个犯罪分子在同一楼层、同一教室连续多次作案,这表明学生的防范意识较弱,同时也说明高校保安巡查力度不够,对监控设施利用得不够充分。”刘涛和记者说,此现状在很多高校都存在。
马周年和记者说,他们十分感谢检察官提出的建议,为此向校长汇报并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近日将会形成意见回复检察建议。但是,由于该校是开放式办学,开办了各种考研、成人自考、成人高考的辅导学习班。按照北京市海淀区政府要求,该校文体设施对外开放,图书馆也将开放,同时校园内还有一些商家,外来人员很多,难以监控;加之全校师生近3万人,如果实行出入查证制度,在学生上下课的高峰期,就会造成拥堵,所以该制度很难实行。
据悉,人民大学正在建设中的“技术防范中心”将把现有的子系统、监控设备连接起来,统一进行监控,该中心将在2006年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但是即便这样,马周年还是无奈地指出,依然难以做到实时监控。保卫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强制性的权力。马周年说,高校保卫部门没有针对一般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公安机关警力不足,而且在高校中执法也很慎重,尤其是针对高校内部的学生嫌疑犯的时候。“虽然我们报案公安局都会出警,但是校内保卫人员肯定比公安人员更了解情况,人手更充足,执起法来也更及时和方便。”马周年说,“可是我们没被授予执法权,我们只要做了,就非常有可能涉嫌违法。”
郭太生教授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学校如果想询问学生关于案子的事情,学生可完全不来,因为保卫处没有传唤的权力。学校保卫部门也没有行政执法权,但是很多高校校园很大,需要规范、维持秩序,如对于乱停乱放的大小车辆是否有权处罚?对内部交通秩序是否有权管?公安局对于社会上的案子都忙不过来,更何况是高校?所以现在高校案件的破案率很低。”
郭太生教授介绍,1994年政企分开以前,高校等企业和事业单位一般设有“双重领导”的公安机构,其经费、装备都由所在单位负责,同时也接受公安局的领导、培训,有刑事侦查权和行政执法权。1994年国务院出台文件要求这些机构或者成为公安派出机构,或者成为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保卫组织。
尔后,2004年国务院出台的《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高等院校的治安保卫工作由国务院另行制定。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台相关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没有赋予高校保卫机构任何行政执法权,但是人类对于是不是能够给高校保卫部门执法权意见不一。有的人觉得能委托授权,也有的人觉得高校不符合行政授权的主体资格,而且,如果给了高校权力,别的企业、事业单位是否也应该同样赋予该权力?在实践中这一点很难平衡。
对此,郭太生教授说:“安全,从宏观上讲,应该是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但目前国家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要求企业和事业单位参与综合治理,共同维护社会安全。但是对于治安综合治理的主体、责任和义务往往规定得不明确,容易流于形式,最后变成公安机关一家负责。我认为,在立法时应该给予高校保卫部门一定的执法权,比如一些情节轻微的学生为主体的案件,可以对其进行较轻的行政处罚。”
“下放执法权应该慎重。”北京市人大代表丁学济说,“高校可以调查,但是不可以侦查。”北京市人大代表杨秀奇也不同意给高校保卫部门执法权,他说:“国家没有赋予学校保卫部门权力,还是让公安机关派出机构在校园里面,以执法部门为主,学校保卫部门来配合。”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邱苏伦则觉得应给高校一定限度内的执法权,她说:“高校的案子往往不大,派出所警力不足。因没有行政执法权,高校保卫部门‘抓’小偷、或者调查个别有盗窃行为的学生,都是违法地在做安全保卫工作,但是如果不‘抓’、不‘处理’,可能事后就找不到作案人了。”邱代表和记者说,代表们曾多次呼吁过,出台相关立法,给予高校保卫部门一些基本的事件处理权。
2003年,北京大学葛晓音等21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逐步加强高等院校校园安全保卫工作”的建议。
2004年,北京大学许智宏等37名代表、东北师大附中孙鹤娟等30名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邱苏伦等30名代表、安徽大学孙兆奇等31名代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刘三阳等33名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华等31名代表,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校园安全法”的议案,希望能给高校保卫部门一定限度的执法权。
《中国青年报》12月5日报道,重庆万州某高校女生正在上课时,被不良男友闯入教室当着老师同学的面伤害致死。
《辽宁法制报》12月11日报道,日前,近年来流窜于大连市内高校屡屡盗窃得手的“蜘蛛贼”正在某高校行窃时,被高校保卫人员和及时赶到的民警收入法网。2003年以来,大连市十几所高校发生多起通过攀爬房檐,进入学生宿舍行窃的系列案件。发案时间多为晚间学生在教室内自习时,侵害对象都是高校的在校生。
《北京晨报》12月3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11月以来连续多次抓获盗窃嫌疑犯,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近日已向该校发出了加强学校安全保卫的检察建议。
中国人大网 2005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 唐志强